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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性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

2012-03-17 09:25:36 本文行家:心象

到最后就可以到达佛教里所说的那种光明圆满的境界,即精神上大写的人,从而完成了人性到神性的转化。佛教里称这种最高境界为“涅槃”。

 

感性感性

什么是人性?人性究竟是善是恶?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成为中西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大问题。

 中国哲学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大致有这么几种观点:一种是人性本善,代表人物为孟子;第二种为人性本恶,代表人物为荀子;第三种是无善无不善,代表人物是告子;第四种是善恶混杂,代表人物是扬雄。综而言之,存在一元论与二元论两种观点分歧。首先主张先验一元论的是孔子,他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说:“唯上知与下愚不移。”接着孟子提出“性善”一元论,他论据的重点是认为“恻隐之心,人皆有之。羞恶之心,人皆有之。恭敬之心,人皆有之。是非之心,人皆有之。”于是他说:“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把人性比喻成水,虽然这个比喻未必恰当,但由此可看出他的性善立场。告子与孟子在人性问题上有过一场有名的辩论,告子的论点是“性,无善无不善,即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他认为: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或许由于孟子善辩,抓住告子“生之谓性”这一弱点,进而驳之曰:“既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告子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这一问使告子吃瘪,无理可申,就此败北。不过虽然孟子战胜了告子,但至于人性是善是恶的问题始终还是悬案未决。此后,荀子提出性恶一元论。荀子说:“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嚷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人之性恶明矣,其善者伪也。”此外,老子与庄子当属主性善一元论派,所以崇尚自然,返璞归真;而申不害、韩非则属主性恶一元论派,所以“尚刑名”。到了汉代,刘安等则从老庄学说,主张性善,《淮南子》一书的《人间训》篇中说:“清净恬愉,人之性也。”董仲舒在人性问题上认为“性比于禾,善比于米,米出禾中,而禾未可全为米也;善出性中,而性未可全为善也。善与米,人之所继天而成于外,非在天所为之内也”。这种论述的方法颇似荀子,而其意思则与告子相同,但董仲舒并没有坚持先验一元论,而是调和孟子和荀子两家的学说。到扬雄出,主张人性善恶混杂的二元论。扬雄说:“人之性也,善恶混。修其善则为善人。修其恶则为恶人。气也者,所以适善恶之也与?”此后,唐代的韩愈、李翱,以及所有的宋元明理学家,直到戴东原和谭嗣同,都对人性作了一番阐述,或以有善有恶、性善情恶;或以性即是理,理即是性;或以理与气的二元而论性,愈说愈玄。其中明代的王阳明给性的问题下了一个较为明确的定义:“无善无恶性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但是这四句话彼此间又自相矛盾,比如体与意的矛盾,这个能动的意是否是由体上起作用?如果是体上起作用,那么体中就应包含意即善恶的功能,何以说体是无善无恶呢?王阳明晚年也自觉不对,于是又作了补充,但仍未能把它彻底弄清说透。其实迄今为止也尚无一人将此彻底弄清说透。

 清代的王国维主张性有善恶二元,他认为,中国哲学史上的性善性恶二元论比性善性恶一元论优越,主张先验的一元论也比性善性恶一元论高明些。

 南怀谨指出,中国哲学史上人性善恶观争辩的要旨,其中最大的关键是界说不清,大家只从建立行为道德的要点争论人性本善本恶的定见,并没有先把行为道德的问题暂且搁置一边,先行严格探寻所谓人性的本身,它究竟是什么?他们讨论的都是以有了生命之后的人性行为作基准,而没有论及先天形而上的人性本体论。所以只能说关于人性问题的讨论尚停留在心理学、伦理学、遗传学等范畴,与真正的哲学则尚有距离。

 而殷山则认为,性和善恶并没有直接关系,善恶评价的对象是意志范围内的“行为”,不是性。性是天命所定,非人力所能左右。如有生必有死,饥要食,渴要饮,并无善恶可言。

 而西方哲学思想史上,关于人性问题虽然大多持人性本善论,不过他们对于人性的阐述侧重点又各有不同,如有的讲德性、有的讲理性、还有的讲感性。苏格拉底首先开创了德性主义的人性理论模式,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等人紧随其后,逐步奠定了德性主义的人性理论传统。从苏格拉底开始,古希腊哲学开始从自然哲学转向伦理道德哲学,人的问题被凸显出来,人的哲学也被确立起来。苏氏认为“德性即知识”,“道德与智慧初无差别,而邪恶系由无知而来。”人性本自具有善的真知灼见,本来的真知应该为善,人之所以为恶者,由于没有知识,致使判断错误。苏氏的德性主义人性论,在随后的古代哲学家的人性观念中被贯彻下去。善的知识被看作是为人的根本,普遍的德性被视为人的安身立命的东西。柏拉图在此基础上,对于人性又提出“情欲、意志与理性”三分的论说,认为人之理性本来是善的。他把人的存在划分为灵魂和肉体两个部分。灵魂是不死的和完美无缺的,肉体则是短暂的和虚幻的。灵魂决定着人的本质,并把人引向至善和永恒;肉体不是人的本质所在,他只会把人引向堕落。而人的灵魂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情欲、意志和理性。在他看来,正是这三个部分构成了人性的基本内容。灵魂之中,情欲是最低等的和最盲目的,意志居中,理性是最高等的和最清醒的。柏拉图一方面延续了苏格拉底的德性主义路线,另一方面加重了这条德性主义路线中的禁欲主义倾向。他提出了一个理念至上或者叫作理性至上的解决方案,使人的生命活动被纳入到理性的清规戒律之中。接着亚里士多德提出中道人性主义,他认为理性的本质或者道德的本质,就在于遵守中道。人的行为具有三种倾向:一种是遵守中道的德性,另外两种是恶行(即过度和不及)。在人的生活之中,过度和不及都会带来恶行和灾难,唯有中道能够给人带来善行和成功。古代人性思想发展到亚里士多德这里,大体形成了一个比较成熟的人性理论体系。人被定位在理性的本质规定之中,同时也被定位在社会的等级秩序之中。节欲和慎思,被看作是人之为人的标志。重精神轻肉体、重理性轻感性,重社会轻个人,重德性轻利欲,成了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古代哲人们的人性理论原则。然后,经院哲学盛行,该派代表人物托马斯又提出了他的神学人性论主张。他把人的德性划分为实践的德性、理智的德性和神性的德性三种。实践的德性是一种意欲的德性或习惯的品性,它还要服从于作为一种理性思维习惯的理智的德性。当然,它们都还是自然的和有限的德性。只有神性的德性才能使人超越自然的限制,最终获得一种至善的幸福。在他看来,神学和人学是可以统一起来的,如同神性和人性是结合在一起的一样。在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的范围内,托马斯的神学人性论反映了宗教思想的发展变化。

 文艺复兴以后,理性主义的哲学思维原则占了主导地位,并引导近代西方哲学思想的发展变化。在近代西方哲学的人性观念中,霍布斯的自然人性论是最具代表性的一种经验论的人性思维模式。这种人性论受制于机械唯物主义的哲学世界观及其方法论,强调人作为自然物体而具有的先天本性,强调人的物质欲望及其趋乐避苦的所作所为。与此同时,这种人性论又抱着理性至上的主张,把理性看成是人类走向自由和幸福的根本保证。在他看来,人不过是一架活动的机器。人的行为不过是人体的机械运动的体现而已。人体的机械运动产生了人的所有情欲需求和感官快乐。人人都想得到快乐和幸福,人人都要保护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自然状态”下,“人对人就像狼一样”。为了各自的私欲,人与人之间不断出现矛盾;为了争夺和占有更多的财富,人与人之间不断爆发战争。社会冲突的大量存在,说明了自私自利乃是人的天性。

 德国古典哲学不仅是近代西方哲学的高峰,而且也是近代西方人性思想的高峰。如果说英法两国的启蒙思想家们主要是按照自然原则来解释人性的话,德国古典哲学家们则主要是根据历史原则来回答人的问题。康德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他认为,人始终生活在两重世界中:一方面,人是感性的存在物,人必须服从于自然世界的生成规律;另一方面,人又是理性的存在物,人可以超越现象世界的确定性和必然性,可以凭借自由意志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道德出于理性的本质,标志着人的存在的自觉自律性。人作为“有限的理性存在者”,固然有追求感官刺激和物质满足的本能需要,但人的最终落脚点在于超越感性的束缚而去服从“人是目的”这一最高的道德命令。德性的最高命令要求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

 除了这些理性主义人性观外,还有一部分哲学家则主张感性人性观,像卢梭、休谟和费尔巴哈等,他们更偏向于人的自然感性存在,而反对那种抽象的理性主义人性观。休谟认为,在人性科学的历史变化中,已经有了两种比较成熟的研究方法:一种是重情感和实践的经验方法,另一种是重理性和认知的逻辑方法。对于人性的研究,应该采取经验概括和理性推论相结合的方法,也就是把已有的两种研究方法综合起来。这种综合性的“实验推理方法”可以满足人性科学的需要。因为人性就是由两个主要的部分组成的,这就是情感和知性。按照休谟的观点,性善论和性恶论都是不足取的。人的自然本能及其生存活动,是无所谓善恶的。人天生受到欲望情感的支配,因此人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情感动物。事实上,人性主要体现在欲望情感方面,而不是理性方面。在传统的人性理论中,欲望情感始终是受排斥和否定的。为此,休谟特别突出了人性的情感方面。凭借经验推理的方法,休谟建立了以自私心和同情心为核心的人性模型,并以此为根据得出了一套与社会生活利害相关的道德原则。在人性问题的探究中,他既否定了宗教神学和思辨形而上学的超自然原则,同时也否定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偏见。从某种意义上说,休谟的情感主义人性论表现了近代西方人性论中的一股非理性主义潜流。

 在近现代西方哲学的人性探讨中,感性主义开始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随着社会时代的变化,尤其是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人们开始注意到人的生命欲望的释放和人的生命冲动的作用。于是,感性主义的声音逐渐增强。

 我个人的观点比较中和,认为人性是理性与感性的统一,而究竟哪种性是支配方,则每个阶段都不同,而这个不同又与各种因素包括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联系在一起。在人刚出生的懵懂阶段,其实感性往往是支配方,因为那时人的理性还相当薄弱。所以若纯粹以人的天性来说,是受感情欲望支配的,而这感情欲望中则既有善的一面也有恶的一面。为什么呢?我们可以看到人一生下来,不需要教化就会懂得一些伦理之情,比如对父母的爱,但也同时与生俱来许多恶的一面,比如自私,贪婪,凶狠等等。从越小的小孩子身上越能够看到人的本性。因为他们的心还没有经过后天的雕琢与陶冶,是透明的本真的。而一个人不断成长的过程,就是理性与感性不断争斗抗衡的过程,最后从善还是从恶,还是要看后天的环境与人的理性认知。如果一个人后天所处的环境是善多恶少,而其所受的教育熏陶也多是向善的,那么这个人容易从善;反之则正好相反。而这个后天因素,一半是客观的,一半是主观的,你所处的环境不是你所能够自主选择的,但你自己却可以选择接受哪一种教育,特别是成人以后,拥有独立思考能力之后,你要接受哪种思想熏陶,走哪条人生道路,完全就取决于自己。这也就是苏格拉底所说的德行即知识,这里的知识指的是思想与智慧。一个有思想智慧的人自然可以用理性指引自己向善,克制恶的情欲。反之则容易受情欲支配。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人性是善是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后天的环境与教育,培养人的德性与理性,使其与感性达到和谐的统一。因而我认为与其浪费在争辩人性善恶上,不如多花些精力在如何做好人性这个大文章上,彰人性之善去人性之恶,最终达到知行合一,德行一体。而一般人随着不断的成长,为了更好地融入社会,更好地做好人际关系,从而让自己生活得更好,会自然而然学会扬善去恶,只是有的人把恶隐蔽掩藏起来,而有的人则是把恶逐渐消化解除掉。前者就是所谓的伪君子,因为恶性未除,一旦环境适宜,他便会暴露恶的本性。而正因为其恶是隐性的,所以较显性的恶更为可怕。而后者则为真正的君子,他们往往很注重修身养性,在不断地修炼中逐渐消除自己的劣性,战胜人性的弱点,使人格渐趋完善,心性渐趋明静,到最后就可以到达佛教里所说的那种光明圆满的境界,即精神上大写的人,从而完成了人性到神性的转化。佛教里称这种最高境界为“涅槃”。反之则可能向兽性发展。所以说人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既是感性与理性的统一,同时又潜藏着兽性与神性,既可以成为魔鬼也可以成为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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